前言
清代学者王鸣盛在《说文解字正义序》中说：“《说文》为天下第一种书。读遍天下书，不读《说文》，犹不读也。但能通《说文》，余书皆未读，不可谓非通儒也。”推崇《说文解字》未免太过。但是，如果换一个角度，也许并不过分。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，是社会交际的工具，是人类文明的载体，《说文解字》是汉民族第一部分析字形、说解字义、辨识声读的字典，是不朽的词汇著作，是东汉以前的百科全书，说它是“天下第一种书”，又有什么奇怪的呢？
一 许慎和《说文解字》的写作
许慎，字叔重，东汉汝南召陵（今属河南漯河）人。尝从贾逵受古学，博通经籍。《说文解字》创稿于和帝永元十二年（100），直到安帝建光元年（121）九月，始遣其子许冲进上。《说文解字》的产生，不是偶然的，是东汉的客观条件与许慎的主观条件碰撞的结果。
第一，周秦两汉的文字、词汇研究，为《说文解字》的出现奠定了学术基础。西周有《史籀篇》，秦朝有《仓颉篇》《爰历篇》《博学篇》，西汉有《凡将篇》《急就篇》《元尚篇》《训纂篇》，东汉有《滂熹篇》；还有成书于汉初的《尔雅》，成书于西汉末年的《方言》；还有从地下或墙壁里挖掘出来的古本，从山川得到的鼎彝上的铭文：诸如此类，都为《说文解字》的成书准备了成千上万的各种体式的单字。周秦两汉《史籀篇》之类的识字课本和《尔雅》《方言》诸书，为《说文解字》的编排提供了借鉴。许慎以前的经学家和小学家关于汉字形、音、义诸方面的研究成果，如“六书”说，就为《说文解字》提供了理论指导。
第二，汉代今文、古文学派的激烈斗争，为《说文解字》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。今文是指隶书，古文是指先秦六国古文。经典因记载的文字不同而分为今文经典和古文经典，这本来只是字体的不同，但研究者却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派别。今文经学派认为经书是圣人之言，字字句句寓有“微言大义”，大可经世致用，常常断章取义，任意引申比附。古文经学派认为应该根据字义客观地解释经义，应该重视语言文字之学，树立它在经学上的崇高地位。许慎是古文经学家，他生活在东汉中叶之后。此时，正值今文经学派逐渐衰落，古文经学派逐渐兴盛。他不能容忍为要经世致用而曲解文字的现象，猛烈抨击那些“玩其所习，蔽所希闻”的俗儒，那些“竞逐说字解经，喧称秦之隶书，为仓颉时书”的鄙夫。他认为文字是“经艺之本，王政之始”，曲解文字必然篡改“经艺”，不利于“王政”。为了驳斥今文经学家篡改经义的说法，许慎立志写作《说文解字》。
第三，许慎渊博的学识和求是的精神使他这种志向变为现实。《后汉书·儒林传·许慎传》说：“少博学经籍，马融常推敬之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‘《五经》无双许叔重。’”可见其学识当为同辈人之出类拔萃者。《许慎传》又说：“性淳笃。”淳，纯实；笃，忠厚。就是说许慎一辈子忠厚老实，实事求是。正因为这样，他才能上下求索，博采通人，力求做到小大立论，信而有证。“其于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”（见《说文解字叙》）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东西，让它缺着，不自以为是，强作解人。
许慎把庞杂的汉字分为依类象形的“文”和形声相益的“字”，倾注毕生的精力，撰写了《说文解字》。
二 《说文解字》的历史地位
1.理论的贡献
《说文解字叙》是汉字学的纲领。它系统地阐明了汉字的产生、发展、功用、结构方面的问题。汉字的产生跟一切文字的产生一样，是社会交际的需要。八卦虽是法定的图象，但不能记录纷繁的事物；结绳虽能留下记忆的线索，但绝不能适应“庶业其（极）繁，饰伪萌生”（见《说文解字叙》）的社会发展的需要；只有能够互相区别纹理的汉字，才能察“万品”，治“百官”。汉字不论是体式还是内部结构，都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。许慎辛辣地批驳和嘲笑了汉字凝固不变的观点。《说文解字叙》就是一部东汉以前的汉字发展史。除体式发展之外，还论及汉字内部结构的发展。“盖依类象形，故谓之文。其后形声相益，即谓之字。文者，物象之本；字者，言孳乳而浸多也。”许慎认为，文是源，字是流。汉字是沿着由简单到复杂、由文到字的孳乳浸多的方向发展的。“箸于竹帛谓之书，书者如也。”将文字连贯起来写明在竹帛上叫作书，书就是如描写对象之情状。联系到《说文解字》正文大量引用书证，让词进入语句中确定意义，就知道许慎是把文看作记录语言的符号的。“前人所以垂后，后人所以识古。”说明文字是超时空、超阶级的工具，是人类文明的载体。文字虽然没有阶级性，但在有阶级的社会里，却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最重要工具之一。“文者，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，君子所以施禄及下，居德则忌也。”“盖文字者，经艺之本，王政之始。”（以上均见《说文解字叙》）就说得再明白不过了。
“六书”说本来是战国末年以来流行的文字学理论，见于《周礼·地官·保氏》。直到西汉末年才有六书细目的记载，见于刘歆的《七略》，班固曾转引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。后来，郑众给《周礼》“六书”也作了一个注。班、郑各有名称和次第，但没有阐明六书的内容，更没有具体分析繁多的汉字。许慎第一次对六书作了界说，并且在逐字说解中将六书原则贯彻始终，牢固地建立了汉字结构理论体系。
先看看六书分类的标准：在《说文解字叙》中，他指出“指事者，视而可识，察而见意”，这是从认字识字的过程说的。“象形者，画成其物，随体诘诎”，这是从画物显象的角度说的。“会意者，比类合谊，以见指
”，这是从组合部件汇合意义的角度说的。“形声者，以事为名，取譬相成”，这是从字符与字的关系，即形符、声符与形声字的关系的角度说的。“转注者，建类一首，同意相受”，这是一类特殊的形声字。“假借者，本无其字，依声托事”，这是从把意义寄托在音同或音近字的角度说的，但就不增加新的形体来说，假借是一种用字的方法；就表达与本义毫不相关的意义、传递新的信息来说，未尝不可以说是造字的方法。整体说来，作为造字的方法，六书的基本层次是清楚的。
第一个层次是用是否借同音字表义为标准，第二个层次是以有没有表音成分为标准，第三个层次是以独体显象还是合体会意为标准。真正有些模糊的，就是部分指事字和象形字的界限。这是由于它们没有一个统一的逻辑分类标准。
自许慎以后，近两千年来，不断有人对“六书”理论提出批评、修正、补充。就以今人来说，唐兰在《古文字学导论》《中国文字学》里提出了“象形”“象意”“形声”三书说，陈梦家在《殷虚卜辞综述》里提出“象形”“形声”“假借”三书说，裘锡圭在《文字学概要》里提出了“表意”“形声”“假借”三书说，他们在各自的研究中有所发明，有所创造，不同程度地丰富了汉字的构形理论。但许氏“六书”说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说，上述诸说谁也没有从整体上改变它。于省吾通过甲骨文研究，发现了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和附划因声指事字（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：见于省吾《甲骨文字释林·释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》。附划因声指事字：见于省吾《甲骨文字释林·附录：释古文字中附划因声指事字的一例》）。照他的说法，前者补充了象形字向形声字发展的一个过渡环节。其实就他的八个例证看来，所谓表音的部分，依然是被记录事物的特征部分，人们依然可以把这类字看成一般的象形字。后者不过是在义异、形同、音近字上加了一个区别的记号，也依然可看作一般的指事字。科学的进步离不开愈来愈精细的分析，于先生上述两类字的发现是极精极细的分析的结果，如果地下发掘的文物上的例证愈来愈多，也许会愈来愈显示其论证的光辉，但即使是到了那时，于先生还是没有脱离许氏六书说的理论系统。
2.编排的独创
《说文解字叙》说：“此十四篇，五百四十部也。”部，就是部首，是字形结构部类之首。按照六书的原则，分析字形结构，把在结构上具有相同部分的字排列在同一部类，用这相同部分作为统率这一部类所有字的标目，这个标目就叫部首。《说文解字》中常有“凡某之属皆从某”的述语，它的意思是，大凡某的部属都随从某聚集在一块。这个某，就是部首。将一万多个看起来毫无头绪的汉字，以形为标准，分为540部，这是许慎的独创。
周代的字书，汉代还保存着的是太史籀所写的十五篇，它的体例大约与秦代合编的《仓颉篇》相同。秦代由《仓颉》《爰历》《博学》合编的《仓颉篇》，每章十五句，每句四个字。《训纂》《滂熹》与《仓颉篇》相同。《凡将篇》每句七个字，《急就篇》与它相同。这些字书的体例都是杂乱地采取需要的实用的字，按照文理编成有韵的句子，与后代《千字文》一类的捷径杂字没有什么不同。史游的《急就篇》也自称“分别部居”，它的分别是：姓名是一部，衣服是一部，饮食是一部，器用是一部。自然比不上《说文解字》根据形体分门别类加以集中的办法。
段玉裁评价许慎的部首制说：“凡字必有所属之首，五百四十字可以统摄天下古今之字，此前古未有之书，许君之所独创。若网在纲，如裘挈领，讨原以纳流，执要以说详，与《史籀篇》《仓颉篇》《凡将篇》杂乱无章之体例不可以道里计。”（见《说文解字注》）
部首制既属首创，当然难免有不完善不精当的地方，比如：无“群”部首，叠文会意字部首，声旁部首，异体字部首，古今字部首，等等。另外，许氏以小篆为解说的对象，“就形以说音、义”，实际上是据义归部，是造字法部首；与后来以楷书为对象，据形归部的检字法部首的要求相距较远，历代文字学家遂对许氏部首有或多或少的改并。南朝顾野王《玉篇》定为542部，辽行均《龙龛手镜》定为242部，明梅膺祚《字汇》定为214部，《新华字典》1966年版定为189部，《辞海》1979年版定为250部，《汉语大字典》和《汉语大词典》定为200部。但是不管人们怎么改并，不管有多大进展，在漫长的1900年间，许氏的部首制，作为一种检字的系统，谁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它，甚至可以断言，它将始终与汉字同在。
关于部次，许慎的原则大体是“始一终亥”“据形系联”。所谓“始一终亥”，就是根据汉阴阳五行家“万物生于一，毕终于亥”的说法，以“一”部开始，以“亥”部结束来排列部首。所谓“据形系联”，就是把形体相近的部首排列在一起。试以《说文解字》第八篇前六部（本书卷十五）排列为例（括号里的字是段玉裁的说明）：
“不蒙上”，就是不承继上面的形体，由“人”部单立“户头”。把“人”形倒过来，就是“变化”的“
”。把人形反过来，成了“匕匙”的“匕”。两人相随，成了“听从”的“从”。把“从”字反过来，成了“排比”的“比”。两个“人”字背靠背，成了乖背的“北”。这些部首次第的排列，全都根据“人”形的变化连类而及。这就是“据形系联”。《说文解字》第八篇共36部，大都如此。只有“衣”“裘”“毛”“毳”等部，与“人”形无直接关系。《说文解字》部首也有以意义相近为序的。如第十四篇的“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、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”，因为都是干支字，所在排列在一起。
关于各部字的字次，大体上是按字义类别编排。或先实后虚，或先美后恶。本朝皇上的名讳必紧跟部首之后，以示尊崇。部首字的叠文及与部首字相反的形体，排在该部部末。
3.资料的宝库
《说文解字》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东汉以前汉字的形、音、义材料，与之相关的词汇材料，以及东汉以前的百科知识，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
第一，《说文解字》尽量搜集了东汉时能够见到的篆文、古文、籀文、或体、俗体、奇字、今文，保存了东汉以前的字体。解说了单字10516个，几乎汇集了东汉以前所有的单字。这是一部无比珍贵的文献。没有《说文解字》，我们很难认识秦朝的篆文，更不用说辨认和研究商朝的甲骨文、周朝的金文和战国时期的古文了。不认识古文字，上古史的研究也就一筹莫展了。
第二，《说文解字》是东汉以前汉字本形、本义的总汇。它是正确训释东汉以前的经、史、子、集的有力工具。分析多义字词，无非是要分析其本义、引申义、比喻义、假借义，而确定本义是确定诸多义项的基础。什么是字的本义呢？与字形结构相吻合的意义就是本义。要寻求本义，就必须分析字形。而《说文解字》就是以分析字形确定本义为己任的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说：“以字形为书，俾学者因形以考音与义，实始于许，功莫大焉。”又说：“依形以说音、义，而制字之本义，昭然可知；本义既明，则用此字之声，而不用此字之义者，乃可定为假借。本义明，而假借亦无不明矣。”至今，训释古籍，编辑字典词典，关于本字本义，大多以《说文解字》为本。
第三，《说文解字》通过形声系统，通过读若，以及假借、声训、重文、联绵词等等，提供大量的上古语音资料。清代诸《说文》学家，凭借它并参照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的用韵，研究秦汉语音系统，取得了不少成果。段玉裁《六书音均表》、江沅《说文解字音韵表》、张惠言《说文谐声谱》、陈立《说文谐声孳生述》、江有诰《谐声表》、姚文田《说文声谱》、严可均《说文声类》、苗夔《说文声读表》，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。正如姚孝遂在《许慎与〈说文解字〉》一书中所说：“很难设想，如果没有《说文》，我们今天能够对古音有如此深刻的了解。”
第四，汉语的词汇以单音节词为主。书面上的一个字，往往表示口头上的一个词。从这个角度而言，字和词具有同一性。《说文解字》既然保存了东汉以前大量的汉字形、音、义的资料，也就相当程度地反映了上古汉语词汇的面貌。王力先生在《中国语言学史》中说：“《说文解字》是上古汉语词汇的宝库。”
第五，《说文解字》还为我们研究东汉以前的古代社会，提供了思想情况、政治情况、经济情况、文化情况、科学情况和民情风俗方面的宝贵资料。从这个角度说，《说文解字》是东汉以前的百科全书。
4.规范汉字的工具
汉文字学史上，只有《说文解字》能“全面地、系统地整理文字，长远地对文字的统一和规范产生广泛影响”（见姚孝遂《许慎与〈说文解字〉》）。一方面，社会愈发展，事物愈繁复，为了区别，文字也就愈来愈多；另一方面，为了更好地交际，不能让文字毫无节制地增加，必须整理，使之规范和统一。规范和统一文字，进行行政干预，如商鞅、秦始皇，也许能起一时的作用，但不可能有长期的效用。而具有科学性、权威性的《说文解字》，则可谓规范统一文字的有力工具。姚孝遂说：“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全面地分析了文字的形体结构，说明了每个字为什么必须这么写；它应当代表什么概念，而且为什么代表这个概念；它是如何与语言结合起来的等等。《说文解字》特别强调文字的本形、本音、本义，这对于当时盛行的任意同音通假现象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。事实上，《说文解字》广泛流传以后，战国以来，直至秦汉的文字形体混杂，以及胡通乱转的现象就逐渐得到了克服和纠正。”（见《许慎与〈说文解字〉》）
5.时代的局限
今本《说文解字》在释义、析形、收字、分部、检字诸方面，亦有明显的不足。比如：
王（
） 天下所归往也。董仲舒曰：“古之造文者，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。三者，天、地、人也，而参通之者王也。”孔子曰：“一贯三为王。”
一（
） 惟初太始，道立于一，造分天地，化成万物。
五（
） 五行也。从二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。
上三例释义、析形均有误。王，象斧钺之形，是权力的象征；一，用一横线表示数目；五，指事字，象交午形，借为数字五。《说文解字》还有一些字，或释义误，或析形误，例子从略。
《说文解字》收字并不完备。如《诗经·小雅·采菽》篇里的“菽”字就没收。宋代徐铉将经籍常见的而许氏未收的字编入“新附字”，共得402字。
如前所述，《说文解字》分部并不十分完善。一，分部繁杂；二，有些部次说不清道理；三，不少字次无规律可循。连徐铉也不得不慨叹道：“偏旁奥秘，不可意知，寻求一字，往往终卷。”（见《说文韵谱序》）
《说文解字》的上述不足是时代的局限。许慎生活在东汉中叶之后，他的思想难免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。当时，儒学定于一尊，谶纬之学盛行，阴阳五行学说泛滥。许氏撰《说文解字》，兼收并蓄，有闻必录。“王”字的解说是儒家的“王权神授”、“天人感应”思想的反映，“一”字的解说是道家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观点的反映，“五”字的说解是阴阳五行学说的反映。
尽管许慎《说文解字叙》说过“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”，但当时出土的古文字毕竟有限，从《说文解字》无一字明确提到出自钟鼎来看，许慎能亲眼见到的钟鼎文字也许寥寥无几。此时甲骨文还远没有被发现。许慎熟悉的小篆、古文、籀文等等都不是最古的文字，其中一些早已失去原形原义。凭失去原形原义的文字来解说，自然不免发生错误。
此外，今本《说文解字》是宋徐铉、徐锴兄弟二人的校定本，许氏原本已找不着了。清莫友芝在同治初年得到宋米友仁审定的唐写本《说文解字》木部的一半，存188字。写了《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》一卷，证明与许书原本有些不同。据《说文解字叙》说，《说文解字》正篆9353字，重文1163字，解说总字数为133441字。据清人胡秉虔统计，今天通行的大徐本，正文有9431字，重文1279字，说解122699字。这都说明《说文解字》在流传中，已与许慎原本有一定的差距。今本《说文解字》的不足，又不免夹杂着流传过程中所发生的错讹。
三 说解的特点
《说文解字》释字，常常是先释义，次析形，次譬音，末征引。每个字头底下，都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所说，“合三者（形、音、义）以完一篆”。最后，征引各种材料，来证明字义、字形、字音的可靠性。先看下表：
《说文解字》始终坚持“据形释义”的原则。
飛（飞），鸟儿飞举。小篆“飛”象鸟儿向上高飞、舒展脖子、伸展双翅的形状。
非，义为违背。字形是由“飛”下的两个翅膀表示，解释到此，意犹未尽，于是再补充说明“取其相背”，即采取两个翅膀相互背离的形象来说明违背之义。
卂，义为飞得极快。鸟儿一闪而过，连身上的毛羽都看不清，当然是疾飞。小篆的字形是“飛”字省去双翅和头羽之形的结果。
氓，义为从别处投奔来的“民”，所以从“民”。
由此可见，《说文解字》字形分析是字义说解的依据，字义说解是字形分析的结果，释义和析形真可谓密合无间。
《说文解字》也十分重视“义傅于音”的现象。音和义本来没有必然的联系，由于联想的作用，人们往往用相同或相似的声音来表示相同或相似的意义，这就出现音、义相依的现象，这种现象必然反映到汉字的构形中来。《说文解字》声旁部首字、亦声字是许慎重视“音、义相依”现象的最有力的说明。如句部收句、拘、笱、鉤（钩）四字。句是弯曲的意思。拘是曲手而拘止，笱是曲竹捕鱼器，鉤是弯曲的金属钩。由此推广开来，雊是野鸡曲颈而鸣，痀是脊背弯曲，劬是曲背劳苦，
是弯曲的镰刀。由此可见，许慎时代古侯切或九遇切这类音有时表示弯曲义。同声旁字，有意义相通的现象；异声旁字以及其他异形字，如果音同音近，也可能有意义相通的现象。陆宗达《说文解字通论》曾举瑗、辕、爰、援、引等为例，说明许慎非常重视音、义的关系。
段玉裁说：“一字必兼三者，三者必互相求；万字皆兼三者，万字必以三者彼此交错互求。”这是许慎解说汉字形、音、义所遵循的原则。下面分述释义、析形、标音、征引的各自特点。
1.释义的体例
一、一字多义的解释。《说文解字》一般只收一个意义，有时也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义，常用的述语是“一曰”；也有不用“一曰”而需读者仔细推敲的，即人们常说的“一句数读”的现象；还有将另外的意义寄托在书证之中的现象。例如：
詒（诒） 相欺詒也。一曰，遗也。
次 不前、不精也。
虚 大丘也。昆仑丘谓之昆仑虚。古者九夫为井，四井为邑，四邑为丘。丘谓之虚。
姘 除也。汉律：齐人予妻婢奸曰姘。
獘 顿仆也…… 《春秋传》曰：“与犬，犬獘。”
“次”条，是一句数读例。即：“不前也；不精也。”有不在前面和不很精粹两个义项。“虚”以下三例是别义寄于书证例。“虚”的本义是大丘；别义是人们聚居之地，即井邑之类。又别义寄托在“古者”四句书证中，书证引自《周官·小司徒》。“姘”的本义是除掉；别义是与妻子的奴婢通奸。“獘”的本义是像叩头一般向前倒仆；别义是倒地而死。除“詒（诒）”的欺诒义和以言语相赠遗义之间看不出明显的意义联系之外，此类例证的多义现象，此义与彼义之间，大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。
二、连篆为句。《说文解字》每条说解之前的小篆是训释的对象，是字头。它与说解，不论在意念上还是在语法上不存在判断关系。比如：
琅（琅）玕，似珠者。
小篆“琅”是作为字头出现的，“琅玕”是作者在“琅”条下搜集的“琅”与“玕”组成的联绵词，这个联绵词表示像蚌珠一样的美石。“似珠者”是训释琅玕的，而不是训释琅的，不能理解为“琅是琅玕”或“琅是似珠者”的意思。而应理解为：“琅，琅玕，像蚌珠似的美石。”有时候，为了简洁，作者省去字头底下联绵词或叠音词的第一个音节，或者省去反义复合词的第一个词素，或者省去同义复合词组的第一个词。省略的条件是，这第一个字是篆文字头的重复。我们理解时，应该“连篆为句”，也就是说，应该补充这被省略的与篆文重复的字。比如：
離（离） 黄，仓庚也。
，左右两视。
昧 爽，旦明也。
參（参） 商，星也。
險（险） 阻，难也。
峻 峭，高也。
上述例子应分别理解为：“離 離黄，仓庚鸟。”“
，左右两眼同时对视。”“昧 昧爽，太阳喷薄而出的顷刻间。”“參 參和商，星名。”“險 險和阻，都是艰难的意思。”“峻 峻和峭，都是高的意思。”连篆为句，是清人钱大昕在《十驾斋养新录》中的一大发明。但钱氏说的“诸山水名，云山在某郡、水出某郡者，皆当连上篆读”，甚至还连及部分草、菜，似乎不必。比如：
峱 山，在齐地。
淩（凌） 水，在临淮。
这是正常的训释。“峱 山名，在齐地。”“淩 水名，在临淮。”这样理解，毫无梗塞。不像前面那一类，若不连上篆读，则不能或不好理解，或发生错误的理解。
2.析形的述语
一，象形。象形字，常用“象形”、“象××之形”、“从×，象××”说明。比如：
气 云气也。象形。
牙 牡齿也。象上下相错之形。
果 木实也。从木，象果形，在木之上。
二，指事。指事字，常用“指事”、“象××之形”、“从×，从×”说明。比如：
丄 高也。此古文上。指事也。
刃 刀坚也。象刀有刃之形。
寸 十分也……从又，从一。
刃不是象形字，刀上的一点只是标志刀口锋利的符号，它并不与刀构成一幅随体画物的图象；寸不是会意字，一是标志寸口所在部位的符号，不能独立存在，不是构成会意字的部件。
三，会意。会意字，常常用“从×，从×”、“从××”、“从×，从×省”、“从×，从×，×亦声”、“从××，×亦声”、“从”带主谓句等等来说明。比如：
伏 司也。从人，从犬。
位 列中庭之左右为之位。从人、立。
[保] 养也。从人，从
省。
像 象也。从人，从象，象亦声。
伐 击也。从人持戈。
“从×从×”、“从××”表示会合几个形体的意义，成为这个新造字的意义。“从×省”，是说取某字的意义，但不取它的全形，只保留形体的一部分。“某亦声”，是说既取其形以会意，又取其音以象声，即会意兼形声。“从”带主谓句，是由一个主谓句揭示由几个部件构成的画面的中心意思。
四，形声。形声字常用“从×，×声”、“从×省，×声”，“从×，×省声”等等来说明。比如：
俄 行顷也。从人，我声。
考 老也。从老省，丂声。
梓 楸也。从木，宰省声。
“从×，×声”是说半取形，半取声。“从×省”，是说取某字为形旁，但不取它的全形，只取形体的一部分。“×省声”是说取某字为声旁，但不取它的全形，只取形体的一部分。
转注是特殊的形声字，它的构形与一般形声字相同。假借没有产生新的形体，所以没有专用的析形述语。
五，同意。这是说某字与某字构形用意上有相似之处。比如：
工 巧饰也。象人有规榘也。与巫同意。凡工之属皆从工。
，古文工，从彡。
韭 菜名。一种而久者，故谓之韭。象形。在一之上；一，地也。此与耑同意。
“与巫同意”，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：“
有规榘，而彡象其善饰。巫（
）事无形，亦有规榘，而
象其两袖，故曰同意。凡言某与某同意者，皆谓字形之意有相似者。”“与耑同意”：耑（
）字上面的
象生长的形状，下面的
象它的根，中间的一象地面。韭字上部象韭菜，在一的上面，一也象地面。所以说韭与耑同意。
3.标音的方法
陆宗达先生《说文解字通论》曾对此作过全面的精辟的阐述。
一，形声法。用形声系统说明字的音读。《说文解字》9353个字头中，据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·说文六书爻列》统计，收形声字7697字，占总数的82%强。声旁字是形声字的标音符号。占总数18%的无声旁字没有标音成分，但它们大多数充当形声字声旁，自然也是标音符号，从理论上说，它们的音读也是确定了的。比如：
跨步也。从反夊。
从此。
秦名土釜曰
。从鬲，
声。读若过。
是无声旁字，
是形声字。
即今天的“锅”，汉人读“过”。
充当
的声旁，
的音读确定了，
的读音自然分明了。
属夂（zhǐ）部，与“人两胫”有关，又是“跨步”的意思，就是今天“跨过”“渡过”“经过”的过字，音ɡuō。把形声字和声旁字有序地系联起来，就可形成《说文解字》完整的形声系统。《说文解字》字头的读音很少不在这个系统的网络之中。
二，读若法。许氏还用读若法或读同法，说明他认为有必要标明读音的一些字的音读。全书共830条。比如：
辠也……读若愆。
三合也……读若集。
闭也……读若杜。
健也……读若豪。
抟饭也……读若书卷。
数祭也……读若“舂麦为
”之
。
唪 大笑也……读若《诗》曰“瓜瓞菶菶”。
屰恶惊词也……读若楚人名多夥。
嬽 好也……读若蜀郡布名。
饥也……读若楚人言恚人。
雀 依人小鸟也……读与爵同。
治也……读若乱，同。
从述语来看，上例可一分为三：一、“读若×”；二、“读与×同”；三、“读若×同”，王筠《说文解字释例》卷十一说：“当是‘读若某’句绝，‘同’字自为一句，即是一字分隶两部也。”“读若×”从后面所带宾语的不同来看，又可一分为四：单音节词；名量结构，如“书卷”；偏正结构，如“舂麦为
之
”；主谓结构，如“《诗》曰‘瓜瓞菶菶’”。除单音节词外，其余都得从被譬音字和上下文意中去确定譬音字。从标音的方式来看，又可分为五类：以单字拟音，如“读若愆”；以俗语拟音，如“读若舂麦为
之
”；以方言拟音，如“读若楚人名多夥”；以成语拟音，如“读若《诗》曰瓜瓞菶菶”；用说明事物意义的方式拟音，如“读若蜀郡布名”，“读若楚人言恚人”。蜀郡布名“
”，唐人音详岁切，音suì。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说，“恚人”是恚人时的感叹词，“有声无字”，至今无考。
不少“读若”，不仅注音，而且还或释形、义，或明通假。《说文·心部》：“愆，过也。”愆的本义是罪过，同
，古典籍通用愆。《说文·雥部》：“雧，群鸟在木上。”雧的本义是集合，同亼，古典籍通用“集”。《说文·乙部》：“亂，治也。”亂的本义是治理，同
，古典籍通用“亂（乱）”。上述三例“读若”，通过音、义相同的注释，说明了古今字形的变化。《说文·木部》：“杜，甘棠也。”与
的本义无关，古典籍却常用“杜”代“
”。《说文·
部》：“豪，豕鬣如笔管者。”豪与
的本义无关，古典籍却常借“豪”代“
”。上两例“读若”，通过音同义异的注释，说明了文字通假的现象。
4.征引的条例
《说文解字叙》说：“今叙篆文，合以古籀，博采通人。至于小大，信而有证。”“厥谊不昭，爰明以谕。其偁《易》，孟氏；《书》，孔氏；《诗》，毛氏；《礼》，周官；《春秋》，左氏；《论语》；《孝经》。皆古文也。”以上是《说文解字》征引的原则和范围。具体分述于下：
一，引用古、籀。小篆上通古、籀，下启汉隶，所以许氏以小篆为正体，以古籀为征引附录的对象。这是许书的通例。比如：
“示”下：
，古文示。
“羌”下：
，古文羌如此。
“旅”下：
，古文旅。古文以为鲁卫之鲁。
“旁”下：
，籀文。
“蒜”下：左文五十三。重二。大篆从茻。
“奭”下：《史篇》名丑。
，古文奭。
“爰”下：籀文以为车辕字。
古文是春秋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文字，《说文解字》注明了的有510个。“古文某”是说古文的另一种写法；“古文某如此”，是只知其形，而不知其构形的理据；“古文以为”，是说明古文借此字为彼字，是文字的早期假借现象。籀文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西土文字，《说文解字》注明了的有223字。或称“籀文”，或称“大篆”，或称“史篇”。史篇，徐锴说：“谓所作《仓颉》十五篇也。”“籀文以为”与“古文以为”同。
也有先叙古、籀，附以小篆的。这是《说文解字》的变例，是为了建立某一部首的需要。如二（上）部、吕部。
二，引用或、俗。或、俗就是或体和俗体。古、籀、或、俗几乎全是重文。所谓重文，就是一个字的不同形体。古文、籀文与小篆是不同时期的不同形体，或体和俗体与小篆是同一时期的不同形体。下面是《说文解字》注明了“或”“俗”的例子：
“壻”下：婿，壻或，从女。
“褎”下：袖，俗褎，从由。
这里附带说明一下，《说文解字》在“
”下说
是古文奇字人，在“无”下说“无”是奇字無。所谓奇字，实际上也是一种异体字。
三，引用经书。《说文解字》引用“六艺群书”四十多种，或以明义，或以证形，或以标音。比如：
祝 祭主赞词者。从示，从人、口。一曰，从兑省。《易》曰：“兑为口，为巫。”
[香] 芳也。《春秋传》曰：“黍稷馨香。”
上例引《易经》证明“祝”字的另一构形说。下例引《春秋传》证明“芳”义。上文读若法一节引用的《诗经》“瓜瓞菶菶”句是为“唪”字标音。
四，引用通人。通人，就是学识精通的专家学者。《说文解字》全书有一百一十余条说解，分别采自39家通人的说法。
五，引用方言俗语。全书共一百七十余条。比如：
睇 目小视也。南楚谓眄曰睇。
皇 大也。从自。自，始也。始皇者，三皇，大君也。自读若鼻，今俗以始生子为皇子。
六，引别说，广异闻。《说文解字》常用“一曰”“或曰”引用正解之外的另一种说法。比如：
昏 日冥也。从日，氐省。氐者，下也。一曰，民声。
舒 伸也……一曰，舒缓也。
玖 石之次玉黑色者……读若芑。或曰，若人句脊之句。
首例是构形的不同认识，次例是义训的不同见解，末例是拟音的不同说法。
四 《说文》学史略
从东汉到唐代，是《说文》学的起始期。其代表人物是李阳冰。唐代以前，《说文解字》只有传写本，没有刊印本。生活在唐肃宗、代宗年间的李阳冰把自家收藏和搜集到的《说文解字》抄本，加以整理和研究，刊定为30卷，修正笔法；第一个大胆怀疑许说，虽有不少主观臆说，但也时有正确的意见。
从宋代到明代是《说文》学的发展期，其代表人物是大小徐。
徐锴（即小徐），著有《说文解字系传》，共40卷，这是现存最早也是最完备的注本。它除有一般注本的共同写法外，其显著特征是，特别注意从声音上考索字义，从形声字的声旁说明字义。这种因声求义的方法对清代训诂学家有很大影响。周祖谟先生在《问学集·徐锴的说文学》一文中说：“徐锴《说文解字系传》是清代文字训诂之学的前驱。”
宋太宗雍熙初年（984），徐锴的哥哥徐铉（即大徐），与句中正、葛湍、王维恭受诏同校《说文解字》，雍熙三年（986）十一月完稿，太宗命国子监雕为印版，这就是现在通行的大徐本。它整理审定原书，将原书的15篇各分上下，成为30卷；依据唐代孙愐《唐韵》，逐字反切注音；在许慎的说解内，加上“臣铉曰”、“臣铉等曰”的按语，以参校异同，辨别正俗和讹谬；将经籍常见的而许慎未收的字编入“新附字”加以解说，共得402字。
宋代值得一提的还有郑樵。他对六书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，详细论证了文字形体子母相生的结构特征。王力在《中国语言学史》中说：“自大小徐以来，《说文》之学中断了八百年。”从这八百年间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《说文》学著作来看，“中断”二字并不过分。但明代万历年间吴中赵宧光有《说文长笺》，虽有“肆意刊改”之过，“然其于六书之指不无管窥”（见顾炎武《日知录》语）。明末清初湖南衡山王夫之有《说文广义》，于文字、词汇，甚至语法现象多有探讨。
清朝是《说文》学的鼎盛期。据丁福保《说文解字诂林·引用诸书姓氏录》来看，从清初到清末的章炳麟为止，凡有所著述者，共有220人。其中卓有成就的要算段、桂、王、朱四大家。
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全面地论述了文字形、音、义的相互关系，特别在古音韵方面多有发明。具体地说，它校订了《说文解字》的文字；阐明了《说文解字》的条例；引证古书阐述其说解；以声音为关键，说明训诂，阐述字的本义、引申义、假借义。
与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同时的，还有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》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邃于声，桂著博于义。所谓“义证”，即义证字头小篆，征引在本义上使用过这个字的有关古籍，又义证许书说解，征引有关古籍上的解释。
王筠比段、桂小四十多岁，是朱骏声的同辈人。他著有《说文解字释例》《说文解字句读》《文字蒙求》等作品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虽阐释了《说文解字》的条例，但那只是随文释义；王筠《说文解字释例》真正全面、系统、详尽地阐述了《说文解字》的条例。《说文解字句读》集段、桂二家之说，分析文字的形、义，“两家未合者，乃自考以说之”者，亦“一千一百余事”（见王筠《说文解字句读·凡例》）。《文字蒙求》是为教孩童识字而编撰的。王筠的特点是，十分重视文字学、《说文》学的普及工作，通俗易懂是其显著特点；而自己的创见常常寓于通俗平易的说解之中；其另一个特点，如姚孝遂在《许慎与〈说文解字〉》一书中所说，“利用了当时金石铭刻之学的研究成果，用古文字来推求文字的本来面目。在四大家之中，只有王筠能作到这一点”。
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是一部检索通假的工具书。所谓“说文”，是以《说文解字》为本，说明字的本形本义；所谓“通训”，是通释训诂，讨论字义的引申和字的通假；所谓“定声”，是确定某字在古音系统中的声韵地位。全书按韵部和形声声符编次文字，着重通过音、义的关系，指出文字的通假正别，便于“因声以求义”。
最后应该提出的是近人丁福保编著的《说文解字诂林》。丁著是《说文解字》注解的总汇，搜集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研究《说文解字》的著作二百余种，共82册。胡朴安《诂林评语》概括该书的特点说：“一、检一字而各学说悉在也；二、购一书而众本均备也；三、无删改，仍为各家原面目也；四、原本影印，决无错误也。”
五 本书概述
一，形经音纬，正源求本。清代《说文解字》四大家，段精于音韵，桂长于义理，朱阐释引申通假，王侧重形体。前三家重点不在形体上，王虽重视形体，利用了当时的金石铭刻之学，但他不可能看到甲骨文，更不可能享用今天这么丰富的甲骨、金文研究成果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张舜徽《说文解字约注》问世，除强调注释的精约、简约外，其兴趣在“约之以双声之理”。九十年代初，黄绮《说文解字三索》出版，致力于“探索许慎对形、音、义三方面说解的来源”，似乎在平均使力。时至今日，我认为很有必要抓住《说文解字》形书的本质特征，同时也不排斥音、义相依的原则，充分利用近百年来甲骨、金文的研究成果，充分利用学术界认同的文字资料确定字源，订正本形，寻求本义。
二，译注参证，雅俗共赏。上述诸家，除黄绮外，全是文言，读者难懂；黄虽用白话，但并未对原文作逐字逐句的训释，不少读者依然难以读懂原文。读不懂《说文》原文，就很难与诠释者的新说比较是非，难免降低新说的可信程度。有鉴于此，本书在每条说解下分设【注释】【译文】【参证】三个细目。将许书严格校勘之后，【注释】顺着许氏思路，直接征引《说文》学权威说法，力争不曲解许说；【译文】将说解译成白话，保证忠实于原著，让中学以上文化程度者能看懂； 【参证】利用举世公认的古文字学成果，证明、丰富、发展许学，纠正许氏的错误，弥补许学的不足。这样，就把《说文解字》本体与《说文》学、古文字学研究成果，十分紧密地结合起来。每个字条，就是这个字形、音、义特别是形体的演变史，也是有关这个字的研究小史；整本书，就可以看作汉字系统形、音、义特别是形体的演变史，也可看作有关汉字系统的研究史。以这样的体例，期望达到雅俗共赏的结果。
三，征引众说，融合古今。《说文解字诂林》采录的一百八十多种著述，二百五十多家学说，之后的其他《说文》学著作，以及古文字学、现代汉字学，大陆的、台港澳的、世界各地的汉文字学：凡是能证明、阐发、修正许说的，而且是本书需要的，一律在征引之列，尽力做到熔古今学说于一炉，集中外成果在一书。
四，部首（见分册目录）、音序、笔画，检字悉便。依《说文解字》540部检字，没有《说文》学知识的人，无异于翻检天书；即使是熟悉《说文解字》的专家，查找一字，亦颇不易。今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准，制定一个音序索引；为方便不熟悉音序的读者，辅之以笔画索引。这样，对各个层次的读者来说，查检极为方便。
六 本书的写作与出版
本书的写作，虽由撰者承担，却凝聚了许多前辈和同辈专家的心血，甚至可以说它是集体的结晶。我敬爱的老师周秉钧先生，一直是我写作本书的精神上、知识上的支柱。1962年，我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时，周先生的古代汉语讲授，激发起我学习和研究《说文解字》的极大兴趣。1989年底，先生亲自指导的由我主编的《新编古代汉语》，经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后，先生高度评价了我所撰写的《文字编》。我遂以此为基础，撰写本书。先生谢世前，逐字审订了本书前十一卷。在病榻上，先生还惦记着本书的出版。直到今天，每当想起先生，我不得不反复修订本书。在我有生之年，若不尽力提高它、完善它，我将愧对先生于九泉之下。还有我的老师李维奇教授，继周先生之后，审订完了余下的十九卷。2008年，我在蔡梦麒博士的协助下，逐字修订了本书的今音标注。
本书问世后，郭锡良、向熹、李维奇、陈蒲清、崔枢华、陈伟武、蔡栋等专家学者公开发表了中肯的意见，为本书进一步修订提供了很好的思路。
本书还要深深感谢出版界的朋友。
岳麓版责任编辑梅季坤编审为本书倾注了数年心血，并为本书岳麓版定名为《说文解字今释》；还有刘皓宇、夏剑钦、曾德明、丁双平诸先生都为本书的出版尽了力。
此次出版简体字版本，由中华书局收入“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”，在编辑工作的数年中，责任编辑舒琴调整体例、斟酌字形、置换古文字图片以使其清晰可辨，北师大孟琢、胡佳佳提供小篆、甲骨文字库及输入法、小篆字表，中华书局陈抗编审审读了部分稿件并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，秦淑华编审帮助补充了一些与徐铉切语对应的汉语拼音，刘胜利等编辑帮助通读校样，李琳女士承担了繁重的排版任务，刘庆伟先生帮助处理了书末两个索引的排序工作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如果只有我个人的撰写，没有集体的劳作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，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。
因本套丛书体例所限，本次出版遂不收岳麓版的序和后记，特此说明。
汤可敬
1997年1月10日写于益阳市迎风桥新塘村
2015年3月22日补订于益阳市羊舞岭
2018年2月再次补订于美国圣荷西